我国是酒的故乡，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酒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常常与美诗、美画、美书为伴。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经由书法将美文与美书合一，成就了一段段“美的历程”。而流芳千古的书法作品背后，也往往有着书法与酒的“文化奇缘”。这一文化现象，您怎么看?
何炳武：我国是酒的故乡，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酒，不仅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不可分，而且融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古往今来，美酒飘香，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酒文化。酒融诗文绘画、歌舞戏剧为一体，集政治经济、民俗礼仪为一堂，综合展现了悠久灿烂的东方文明。书法与酒也有不解之缘。酒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人的大脑皮层和中枢神经，使人处于兴奋状态。饮酒之后，头脑中一切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藩篱在酒的作用下统统被置之度外，心理上的种种压力亦被抛到九霄云外，情绪的激动亢奋促使书者产生急于宣泄的心理渴求和艺术创作的冲动。这种情境下的创作，书者性情流露，无拘无束，较之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状态下的作品，多了几分情感。正如汉代蔡邕之论：“书者，散也。欲书心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记者：正如您所说，东晋时王羲之与名士会聚兰诸山，曲水流觞，写下“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唐代怀素酒酣做《自叙帖》成为草书第一帖，美酒常常助生绝妙的书法作品。
何炳武：是的。文人墨客饮酒的风尚，魏晋时达到空前的状态。《世说新语任诞》解释，所谓名士，不必有奇才，具备痛饮酒和熟读《离骚》两个条件就可以。可见，饮酒在当时的文人圈里是非常高雅和时尚的事情。从书法史角度看，魏晋时期涌现了大量书法家，是完成书体转变的重要时机。王羲之的《兰亭序》写作时适逢酒酣，信手拈来蚕茧纸，鼠毛笔一挥而就。过后他想再写得更好一些，却始终无法企及借酒兴成就的书法艺术的高度。李白被称作酒仙，常常乘酒兴挥毫作诗。虽然他的诗名远远大于书名，但历代书史中对他书法的评价非常高。宋代黄峪认为李白的行书、草书“不减古人”，清代周星莲赞誉“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怀素更是酒量惊人，他曾道破酒后创作的秘密：“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人人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酒后的书法创作，完全在有意与无意之间。酒给予了书者心手两忘的思想境界，造成了书者轻松自如的创作气氛，从而进入到一个超然于法度之外的虚静境地。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酒后留下的书法佳作，非行即草，且以草书为多。而极其讲究法度的隶书、楷书等却绝非酒后可以写成。
记者：记得您讲过：“先做‘书奴’，日后才能做书之主人”。历史上的大书法家都有类似的经历么?
何炳武：先做“书奴”，指的是初学书法者要从一笔一画开始练起，专心临习古人法帖，不可朝三暮四，长久的坚持之后，才能悟到书法的真谛，写出自己的风格。名垂青史的书法家都有勤学苦练的经历，比如怀素，我们不要只看到他饮酒后书法“有如神助”，更应该看到他的付出。怀素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贫穷无纸墨，为练字他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由于住处触目都是蕉林，因此其住所被称为“绿天庵”。他还用漆盘、漆板当纸使用过。勤学精研，盘、板都写穿了，写坏了的笔头也很多，埋在一起，名为“笔冢”。怀素没日没夜地练字，留下了“怀素芭蕉练字”的佳话。
记者：宋代以来，书法家与美酒的“文化奇缘”仍被续写，可以分享一些经典的故事吗?
何炳武：酒，给古今书法家带来快乐与灵感，很多书法家醉酒之后，写出的作品多出珍品，其书写水平之高、艺术境界之妙，无可复制，就连书法家自己也常感惊奇，以为有神力相助，其实相助者非神力，而是酒力。他们借酒力奋笔疾书，笔尖挟情感倾泻在宣纸之上。其气势之盛、情绪之激昂，远非平时可比。如果情被称作翰墨之魂的话，酒则是翰墨之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法创作就很有代表性。他性格豪放，志存高远，但由于投降派的打击，报国无门。悲愤之中，常借酒之醉墨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曾醉书《草书歌》一诗：“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洒不自如，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此时驱尽胸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于高堂三丈壁。”大文豪苏轼也好饮，常于酒后创作书画诗词。醇酒之嗜，激活了两千余年不少书法艺术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计的艺术精品。借助酒的兴奋作用，他们于不经意处倾泻胸中真臆，令后学击节赞叹，甚至顶礼膜拜。这种异常亢奋是支持艺术不断求索的宝库，使无序而趋于缜密，经纬天成，使平淡而奇崛，逮若神助。勤学苦练是书法家创作艺术精品的基础，美酒是书法家创作艺术精品的助推器。正是：“问君何举如椽笔，跃上云端酒使狂。”
